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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在柏拉图那里，一切形而上的问题都是理念论范围中的问题。

（《道德经》）到朱熹，则主张事事物物皆有个极，是道理极致。这就定下了中国形而上学的基因编码，即不可说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在自己心中去玩味，去体会，就像程颢所说的，吾学虽有所授受，天理二字，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

其实，早在巴门尼德那里，言说就已被当作存在物存在的证明了。因此他所谓理事无碍只是就本体有无来说的，而在言说表达上恰好是有碍的，具体事物之理可知，统一的理本身则不可知、不可言。形而下者，有情有状是此器。但两者都要尽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。变易概念的自否定成为限有（定在），限有则自否定进到无限，也就是突破有限的限制。

朱熹的一段话正可以说明这种融合的模式：太极，形而上之道也。因此语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引发意会，在这方面，有和无相比并不具有天然的在先性，反而因其可以名状言说而处于形而下的层次，无则属于形而上的话题。有人认为，外国无父母官之称呼，从与国际接轨角度当摒弃之。

与《孟子》相类似，《荀子》也讲赤子赤心。王道仁政是统治者为民父母的最高政治理想。第二，统治者要为民谋福利，根据义利相统一原则，为百姓带来确确实实的实惠。可从权责相适应、义利相统一、执政风格、执政者的大局意识与胸怀雅量、执政者角色的自律与他律、执政换位思考等诸多层面进行现代解读。

如若忠与孝之间定要分个上下，答案就是为父绝君，不为君绝父。官员权力来自百姓，俸禄出自百姓税收。

而在《周书?洪範》中则进一步言道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[12]39与民偕乐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等讲法甚至具备了后世民主参政的影子。至迟到战国末期的《荀子》，父母官思想已发展得比较充盈、完备了。郭店楚简给出的答案是，孝大于忠。

三、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中的为民父母（一）《孟子》：仁政与王道《孟子》为民父母一语出现了五次。《说文解字》：恺，康也。所以，统治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，以改善民众生活为目标，让人们有获得感、幸福感。理想主义的孟子主要从仁政王道的宏观角度，对民之父母进行发挥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荀子认为，统治者要以一颗赤心去慈爱百姓，厚德音以先之，明礼义以道之，致忠信以爱之，赏贤使能以次之，爵服赏庆以申重之，时其事、轻其任以调齐之，潢然兼覆之，养长之，如保赤子。巧合的是，二人均曾任河南南阳太守。

[12]177《滕文公上》则借墨者夷之之口说出了儒者之道，古之人‘若保赤子。而乐主要指和乐平易的君子德风。

君子则是礼义之始端，开创了天生人成、君道能群、兼覆调一的博大至约群道对治之政治格局。[10]324孔子将民之父母界定在通达乎礼乐之源。[13]220君为父母，民为子女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可能因为二雅为王畿之乐、雅乐正声，适合表达居于庙堂之高的君子群体，故尔用此语以凸显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关系。③如将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上博竹书《民之父母》与《孔子家语·论礼》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相较，会发现其内容相同而文字稍异，而其时代当在孟子之前，更加确证了民之父母思想以及孝大于忠观点的时间节点。

父子关系基于血缘产生，故不可改变。一是有德者，指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。

后来，天子为民父母专有资格泛化至一般地方官员。汉代以后，民之父母的说法逐渐演变为父母官的表述，民对官的服从关系在实践中被片面强化，显然已偏离了先秦典籍本义。

这是儒家一脉相承的观念。第一，统治者要有民之父母的立命担当意识，根据权责相适应原则，担负起应有责任。

父子上下关系与君臣上下关系存在绝大不同。其中赤子一词出现五次。结语梳理先秦儒家经典民之父母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、传承有绪、不断革新的思想线索。絜矩之道是本末一贯、主次分明之道，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，是修己安人的仁爱之道，是立人达人的兼济之道。

勤政爱民、清正廉善、奉公守法，心中装着百姓，始终与百姓打成一片，才会受到百姓拥戴。周公以礼乐王道治国，向南征伐时，北方国家抱怨说：为什么偏偏不来我们这里呢？向东征伐时，西面国家抱怨说：为什么单单把我们丢在后面呢？为政如此，方能称得上是民之父母。

民之父母业已成为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，当深入挖掘其意蕴，以实现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。所有人都可以鸣鼓而击之。

如《大雅?泂酌》的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岂弟君子，民之攸归，岂弟君子，民之攸塈 [6]288综合观之，乐只与岂弟在《诗经》中出现频次较高。[5]151此次序禀天地之气而自然铺展，从家庭延伸而出，引申而来。

只有和乐平易的君子，才是人民父母。在荀子看来，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虽不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，却胜似子女待父母般亲爱，充分凸显了圣王之道与大儒之效。进入21世纪之后，父母官的正面价值开始受到学界重视，所蕴示的积极意义逐渐回归。其次，荀子从家国天下观念出发，通过绾合家庭管理与政治管理，进一步强化了民之父母观念。

不义而加诸己，弗受也。最后，荀子给予百姓为国君服三年之丧以充分说明，将君主丧制与父母之丧完全打通。

于是，父母与子女的代际间关系遂成为家庭的核心关系。孟子重视人民的权力问题。

忠与孝之间若发生冲突，如何取舍？郭店楚简《父无恶》直接指出，父无恶。孝意识不仅是儒家所特重者，实则为基于人类生存自然形成者，于是，架构于孝之上的家与国，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。